一、成都城也有别号
一人一名。这是近几年来，因了编制户籍，尤其因了在财货方面的行为，便于法律处理，才用法令规定的。行得通否，那是另一问题。
中国人从“书足以记姓名”起，每一个人的称谓，就不止于一个。例如赵大先生，在他的家谱上是初字派，老祖宗在谱牒上给他的名字叫初春，字元茂。到他学会八股，到县中小考时，自嫌名字不好，遂另取一名叫德基，是谓学名，或称榜篆。除谱字元茂外，又自己取个号，叫启成。后来进了学堂，并且还到日本东京留了八个月的学，人维新了，名字当然不能守旧，遂废去德基、元茂，以肇成为名，另取天民二字为号，同时又取了两个别号，一曰啸天，一曰鲁戈。后来做了县知事，还代理过一任观察使，觉得新名字和别号都过激了一点，于是呈请内务部改名为绍臣，号纯斋。中年以后，转入军幕，寄情文酒，做官弄钱之外，还讲讲学，写写字；讲学时，学生们呼之为纯斋先生，写字落款，则称乐园，乐园者，其公馆之名也。据说，公馆的房子倒修得不错，四合头而兼西式，但是除了前庭后院有几株花树外，实在没有园的形迹。近年，赵大先生渐渐老了，产业已在中人之上，声誉著于乡里，儿子们不但成立，还都能干，大家更是尊敬他，称之曰纯老，纯公，或曰乐园先生。总而言之，统赵老大一生而计之，除了写文章用的笔名，除了不欢喜他的人给他的诨名而外，确确作为他的正经的名称，可以写上户籍，以及财产契约上，以及银行来往户头上的，便有赵初春、赵元茂、赵德基、赵肇成、赵天民、赵啸天、赵鲁戈、赵绍臣、赵纯斋、赵乐园，足足十个，还不必算入他的乳名狗儿、金生两个，与夫三个干爹取的三个寄名。
中国人名字太多，遂有认为是中国人的恶习。我说，不，中国人的恶习并不在名字之多，而在生前之由于崇德广业，以地名人，如袁世凯之称袁项城，冯国璋之称冯河间，和以官名人，如李鸿章之称李宫保，或李傅相，如段祺瑞之称段执政，甚至如章士钊之在《新甲寅杂志》上之寡称执政；至于死后之易名，只称谥名，无数的文忠，无数的文正，无数的文襄，这才是俗恶之至。
名字多，倒不仅只中国“人”为然，一座城，一片地，一条街，也如此；有本名，有别名，有古名，有今名，还有官吏改的雅名，还有讹名。
成都南城，由老半边街东口通到学道街的一条小巷，本名老古巷，一音之转，讹成了老虎巷；从前的成都人忌讳颇多，阴历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天大清早晨，忌说老虎鬼怪，不得已而言老虎，只好说作“猫猫儿”，而土音则又念作“毛毛儿”；原来叫老虎巷的，一般人便唤之为毛毛儿巷。东门外安顺桥侧的毛毛儿庙，其实也就是老古庙。少城内有一条街，在辛亥革命以前，少城犹名为满城时，此街叫永安胡同，革命后把胡同革成了巷，改名叫毛毛儿巷（即猫猫巷），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四川督理杨森尚未经营“蓉舍”以前，曾卜居此巷，于是随员副官和警察局员都紧张了，他们联想力都很强：毛毛巷即猫猫巷，即老虎巷；杨、羊同音，杨督理住在毛毛巷，等于羊入虎口，不利，幸而杨森那时还带有一个什么威字的北洋政府所颁赐的将军名号，于是才由警察局下令将巷名改过，并升巷为街，改为将军街焉。
一条街，有本名，有别号，而且也有其原委。一座挺大的城，难道就不吗？当然，城，也如此，有它的别号，例如成都。
成都，这名称，据《寰宇记》讲来，颇有来历。它说：“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来。这名字是否该如此解，暂且不管它，好在它与人一样，本名之外，还有几个别号，读读它的别号，倒满有意思。
目前顶常用的一个别号叫芙蓉城，简称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报纸上常称广州为穗城，或穗市一样。
芙蓉，本应该唤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犹木棉一样，用以别于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草本棉花之为物，我们不待解释即知，而草本芙蓉，大约已经没有更多的人知道即池塘中所种的荷花是也。荷花的名字颇多，最初叫芙叶，一曰芙蓉，古诗云：涉江采芙蓉，即涉江采荷花；唐诗云：芙蓉如面柳如眉，即是说杨玉环之脸似荷花，也如说四川美人卓文君的美色一般。大约即自唐代起，才渐渐把木本芙蓉叫作芙蓉，草本芙蓉便直呼之为荷花，为莲，为藕花，为菡萏去了。
芙蓉城的来历如何呢？据宋朝张唐英的《蜀梼杌》说，则是由于五代时，后蜀后主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这只叙述芙蓉城的来源。另外一部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记》，就稍有渲染的说：“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木芙蓉一名拒霜，叶大丛生，虽非灌木，但也不是乔木，其寿不永，最易凋零；在孟昶初种时，大约培植还好，故花时如锦，高下相照，但是过些年就不行了。明朝嘉靖时陆深（子渊）的《蜀都杂钞》便说：“蜀城谓之芙蓉城，传自孟氏。今城上间栽有数株，两岁著花，予适阅视见之，皆浅红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吴中之烂然数色也。”同时另一诗人张立，咏后蜀主孟昶故宫的一首七言绝句，也说：“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岂不显然说明在南宋时，城上芙蓉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自此而后，所谓芙蓉城，便只是一个名词罢了。大约这种植物宜于卑湿，今人多栽于水边，城墙比较高亢多风，实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曾经打算恢复芙蓉城的旧观，结果是只在四道瓮城内各剩一通石碑，刊着他的一篇小题大做的《种芙蓉记》；民国二十二年拆毁瓮城，就连这石碑也不见了。幸而文章不长，而且又有关于城墙历史，特全钞于下，以资参考。
李世杰《成都城种芙蓉碑记》：“考《成都记》，孟蜀时，于成都城遍种芙蓉，至秋花开，四十里如锦绣，因名锦城。自孟蜀至今，几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薙殆尽，盖名存而实亡者，久矣。今上御极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请，（按：福公即福康安，在李世杰之前的四川总督。）即成都城旧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适公召为兵部尚书。余承其乏，乃督工员经营朝夕，阅二年而蒇事。方欲恢复锦城之旧观，旋奉命量移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复来制斯土，遂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用毕斯役焉。夫国家体国经野，缮隍浚池，以为仓库人民之卫，凡所以维持而保护之者，不厌其详；而况是城工费之繁，用币且数十余万，莅斯土者，睹此言言仡仡，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圣天子奠定金汤之意！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为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
另有一个别号以前常用，现在已不常用，锦官城是也，简称之曰锦城。这也和广州的另一别号一样，以前叫五羊城，简称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远的一个特别工业区的名字。据东晋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夷里桥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锦官也。”另一东晋蜀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得更为清楚：“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江流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益州，查系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分牂牁郡的一部分加于蜀，故谓之益，益者加也，一曰益者隘也，现在由陕西宝鸡县南渡渭水，相距四十华里之益门镇，古称隘门，即就一例云。汉晋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说锦城方位，与《常志》同。略异者，只《李记》说是在笮桥东，《常志》说是在夷里桥南。笮桥是古时成都西南门外有名的索桥，夷里桥则在南门外，此二桥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桥之二，早已无迹可寻，不过此二桥皆跨于大江之上。大江即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进所主修的《华阳县志》，以为李膺《益州记》所说的“江流南岸”，实即“流江”之误，这是很合理的。
成都在古时李冰治水之后，有两条江绕城而过，一曰流江，一曰沱江。以前代记载看来，这两条江并不像现在的样子：一由西向北绕而东南，一由西向南绕而东南，这样的分流，是在唐僖宗时高骈建筑罗城后始然。之前，这两条江都是平行并流，都是由西向南绕而东南流去，故左思的《蜀都赋》才有这一句：“带二江之双流”，言此二江并流，如带之双垂也。同时刘逵为之注释亦曰：“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江，经成都南东流经之，故曰带也。”
我们必须知道流江、沱江是平行而并流，才能明白《华阳国志》所说：“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它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濯其中者，乃濯于流江之中，所谓濯它江者，即指其并流之沱江也。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虽引《常志》，而就老实这样说了：“夷里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照林修《华阳县志》，实应写作流江，已见前。）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倘若沱江在城北绕东而南流，那吗，锦工在城南江边织锦，无论如何，也不会特别跑到城北或城东去洗濯，而又批判它不好。即因流江适于濯锦鲜明，所以此一长段流江，也才称为濯锦江，简称之曰锦江、曰锦水。此一片地方，即名锦里。锦工傍流江而居，特设一种技术官员来管理之，并在工厂周遭筑上一道挺厚的墙垣，一用保护，一用防闲，这就叫锦官和锦官城，简称锦城。
如此说来，锦官城实在成都之南，夷里桥大道之西的流江之滨。在西汉以后，这种组织已废，锦工们便已散处成都城内，故《常志》《李记》说起这事，才都作故事在讲。然而何以会把成都附会成锦官城呢？说不定在隋朝蜀王杨秀扩展成都时，旧的锦官城故址竟被包入，或者挤进郊郭，混而为一，因而大家才把成都城用来顶替了这个特区的名字。林修《华阳县志》以为由于宋朝欧阳忞的《舆地广记》有成都旧谓之锦官城，一语之误，则是倒果为因，于理不合了。
锦官当然是管理织锦的一种专贾。像这类的官，汉朝相当多，犹之抗战中间，孔祥熙这家伙在四川所设的火柴官、糖官等一样。汉朝的四川，除了锦官外尚设有工官、铁官、橘官、盐官，但皆不在成都附近，可以不谈。在成都城外，接近锦里左近的尚有专门管理造车的官，叫作车官，而且也像锦官样，有一道挺厚的墙垣，以为保护防闲之用，叫作车官城。《华阳国志》说：“西，又有车官城。其城东西南北，皆有军营垒城。”看来，规模比锦官城大得多。当时四川初通西南夷，而车道通至夜郎国外，平常交通以及军戎大事，无不以车，故汉时在成都造车，确是一桩大工业。不过车，毕竟是普通工业，不如锦之特殊，其后湮没了终于就湮没了，所以不能如锦之保有余辉者，即普通与特殊之判别故也。
织锦是成都的特殊工业，其所以致此者，由于成都在古代有这种特产：蚕丝。此事且留待后面说到蚕市和蜀锦时再详。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即是这种特殊工业已没落了，虽然在历史上成都曾被南诏蛮人围攻过几次，并掳走过若干万巧工，但是终不如张献忠在清顺治三年由成都撤走时，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杀得那么罄尽，故丹稜遵泗的《蜀碧》乃说：“初，蜀织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至此，尽于贼手，无一存者；或曰，孙可望独留十三家，后随奔云南，今‘通海缎’其遗制也。”
《蜀碧》系清嘉庆十年（公元后一八〇五年）出版的，所谓今之“通海缎”，不知是指清初而言吗，抑指嘉庆年间而言？总之，“通海缎”绝迹已久，无可稽考。
岂止“通海缎”绝迹，即光绪年间曾经流行过一时的“巴缎”，和民国初年犹然为人所喜爱的“芙蓉缎”，也绝迹了。迄今尚稍稍为人称道的，仅止作为被面的一种十样锦缎，以及行销西藏的一种金线织花大红缎，然而持与偶尔遗留的宋锦比起来，则不如远甚！
蜀锦已落没了。关于锦官遗迹，只有东门外上河坝街还有一个锦官驿的名称，大约再几年，连这名称也会澌灭了。成都县衙门侧近的锦官驿，不是早随驿站之裁撤，而连名称都没有了吗？
此外，成都尚有一个不甚雅致的别号，叫龟城。龟本来是个好动物，中国古人曾以龙凤麒麟配之，尊为四灵；又说龟最长寿，与白鹤相等，故祝人之寿，辄曰“龟鹤遐龄”；并且以龟年，龟寿取名者也不少，明朝人尚有以龟山为号的。大约自明末起，规定教坊司只能戴绿头巾，着猪皮靴，骑独龙棍，到处缩头受气，被人形容为龟之后，这位四灵之一，于是方被世俗贬抑得不屑置诸口吻。我说，这未免太俗气了！
谓成都为龟城，始于扬雄的《蜀本记》。此书已失传，唯散见于各家记载所引，其言曰：“秦相张公子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就。”到宋朝乐史作《太平寰宇记》，便演化得更为具体了，大概后来的传说都根据于此。他说：“成都城亦名龟城。初，张仪、张若城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成大池，龟伏其中。”这种传说，在古代原极平常，因为筑城乃是大事，如其不能一次成功，其间必有什么原由，而在屡筑屡坏之余，忽然又筑成了，这其间必又有什么神助。比如胡三省注《通鉴》引晋《太康地记》说马邑之所以名为马邑一样：“秦时，建此城，辄崩；有马周旋走反覆，父老异之，周依次筑城，遂名马邑。”马邑是山西之北、雁门关外，由大同到朔县铁路旁边的一个小城，现在虽不重要，但在历史上倒是一座名城。北方是干燥的黄土高原，故于筑城不就，云得其助者为马；成都泽洳多水，云得其助者，便是龟了。马邑、龟城，情形相同，恰好又可作对联。
龟城又称龟化城，一写作龟画。扬雄所言，是否可信？我以为只是故神其说而已。五代时，李昊作《创筑羊马城记》有云：“张仪之经营版筑，役满九年”，成都城之初筑，虽不见得就费了九年之久，想来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为什么呢？就因为成都当时在李冰治水之前，满地尚是洳泽，土质疏劣，筑城极不容易，屡筑屡坏，便因此故。唐僖宗时，王徽作《创筑罗城记》，就曾说道：“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硗确，版筑靡就。”这是实情。至何以会说到龟的身上？王徽《记》上比较说的颇近情理，他说：“蜀城即卑且隘，像龟形之屈缩。”这更明白了，换言之，即是说成都城虽建筑在平原上，却为了地形水荡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上那等东南西北的拉得等伸而又廉隅，却是弯弯曲曲，弄成一种倒方不圆，极不规则的形势，很像龟的模样，故称之曰龟城。龟城者，像龟之形也；再一演绎，便成为“依龟行迹”，于是龟就成为城的主神了，似乎成都城之筑成，全仰仗了乌龟的助力。
先是附会一点乌龟懂得筑城术，倒没什么要紧，顶不好的就是还要在龟的身上，附会出一些祯祥灾异的色彩，那就未免无聊。例如通江李馥荣在清康熙末年所著的《滟滪囊》，叙到流寇摇天动、黄龙等十三家，和张献忠将要屠杀四川时，便先特提一笔说：“崇祯十七年，成都濯锦桥下绿毛龟出，约五丈为圆，小龟数百相随，三日后入水不见。”同样，在叙到吴三桂将要反叛清朝，派兵入川之年，又先特提一笔说：“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锦桥下绿毛龟现，大如车轮，见背不见首；有小龟数百，浮于水面，三日后乃不见。”
如果《滟滪囊》所记二事都确切可信的话，那就太稀奇了！三十年间，同样大小的绿毛龟，带着几百只龟子龟孙，特为向大家告警，不上不下，偏偏在东门大桥的顶浅而又顶湍激的水中浮上来，也不怕喜欢吃补品的人们将其弄来红烧清炖，居然自行示众三天，悠然而逝，这岂是物理？也不近乎人情！大约只是由于成都原有龟城之说，不免把龟当作了成都的主神，认为主神出现，便是这一地方有刀兵的先兆。但李馥荣也并非故意造谣，说大龟出现，本亦有据，王士祯的《陇蜀余闻》，就有一条同样记载说：“成都号龟城，父老言，东门外江岸间，有巨龟大如夏屋，不易见出，出则有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时曾一见之。”按王士祯即清初有名诗人，号贻上，别号渔洋山人者，是也。此人曾两次入川，第一次是康熙十一年，奉命到成都来当主考，是时成都才被清兵收复不到十三年，城郭民舍都还在草创之际，他作了一部《蜀都驿程记》，描写当时大乱后的情形，颇为翔实；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奉命到陕西祭华山，到成都来祭江渎祠。这时是在平定吴三桂之后，四川业已步入承平阶段，他作了一部《秦蜀驿程记》，描写成都，较第一部游记为详。此外，他又写了三部笔记：一曰《香祖笔记》，一曰《池北偶谈》，一曰《陇蜀余闻》，都有关于四川的耳闻目睹的记载。尤其最后一部，记得更多，上面所引记大龟那段，便是一例。
可见成都东门外，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出现主神大龟一事，实在由于故老传说。《陇蜀余闻》尚能比较客观的说是出现在江岸间，不过太大了，是否有关灾异，他还未曾确定，只是说明其与成都号称龟城为有关联而已。事隔二十余年，到李馥荣的笔下，于是就由一次出现，演为二次；由泛泛的江岸间，演为确指的东门大桥之下；由与龟城的偶合，演为主神的预兆。我说，《滟滪囊》的话，诚然不可靠，《陇蜀余闻》的话，其可靠也只有一半，即是说，成都城外江水中或有几头较寻常所见为大的大乌龟，偶尔浮游水上，但是绝不能大如夏屋，大如车轮，大至周圆五丈；如其不在流水中的老龟，或许背壳上生有一些苔藓之类的东西，乍眼看来，好像是绿毛，但若潜伏在湍激的水中，尚未必然，则绿毛之说，显为附会，至于前后两次都在水面自行示众三天，那更说不通。
总而言之，龟是寻常介类，到处可见，即令大如夏屋，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若说它与成都城有关系，则是古人有意附会，至于引经据典，像一般野老样，说成都人动辄骂人为“龟儿子”，便由于成都初筑城时，是凭了龟鳖之故，那吗，重庆人之开口老子，闭口老子，则又如何解释呢？
二、成都城的略史——为什么会叫作九里三分
成都确是一座古城。东晋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曾记述其起源，迄至西晋时的情形，甚详。兹择要录如下：
“周慎王五年秋（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周赧王“五年，（秦）惠王二十七年，（按：此处有错，周赧王之五年，应是秦武王元年。秦惠王之二十七年，当周赧王之四年，是年秦惠王卒。）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阑。”
“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倾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堤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
“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
“州治太城，郡治少城。（接：《常志》所言州，即益州，州之长官为刺史，犹今之省主席；郡即蜀郡，郡之长官为太守，犹今之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也。说明白点，便是成都同时有两个城，两城分离，其中有相当距离，益州刺史驻在大城，或称太城，此城由刺史管辖，好像是直辖于省政府的一个市；太守驻少城，即是说少城归第一行政区专员所管，两城之间，在西晋末尚曾发生过战争，到隋初，两城才合二为一，此节后详。）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按：西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作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城南曰江桥（按：《水经注》引作大城南门），南渡流曰万里桥，（按：《水经注》引作江桥南曰万里桥，此云南渡流，必是跨流江之上者，较为翔实。）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又从冲治桥西北折曰长昇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城北十里曰昇仙桥，有送客观。……其郫江西上有永平桥，于是江众，多作桥。”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从前川西地方的大酋长如蚕丛，如鱼凫等，都未在成都建都，只有开明第七氏，徙都过成都，好像尚无城郭。所以说到成都城，实在应该从张仪、张若二人初筑时算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周赧王五年所筑的那座城，并不大，周回只有十二里，而且还是屡筑屡坏的土城。所以其上有屋，以蔽风雨。其他一座少城，当然是张若所筑，或者比周回十二里的大城还要小些。两城并立，定然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所谓互为犄角者也。（或曰秦时的少城是两个，详后。）此缘当时秦国刚把蜀地征服不久，孤军远戍，不能不作此防备。一直到李冰做了太守，方壅江作堋，引了两条运河并流城外，以通舟船，兼作灌溉之用，这才真正为了人民。一方面还顾及交通，在两条运河上造了七道桥，其间一道叫笮桥，即如今日灌县城外的那道索桥。或者最初还只是一根竹索，横系两岸，犹今日懋功、靖化等地尚在使用的溜筒索桥，所以东晋时蜀人李膺所作的《笮桥赞》，才说：“复引一索，飞
栈阁，其名曰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如此说来，笮桥一定是个通名，成都西南门外的笮桥，在顶早或许也是溜筒索桥，如李膺所赞的一样，其后因为是通西南的要道，第一步改进为有板有栏，如像今日灌县城外的那种大索桥，名与实尚相符，故仍曰笮桥。其后纵即改为木石的体质，因了名从主人之故，还是称之为笮桥了。自此以后，成都城的变化就大了，约略言之，其次第如下：
一、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立成都城十八门。
二、隋文帝开皇年间（大约在公元后五八二年至六〇〇年间）蜀王杨秀附张仪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
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后八七九年），高骈于子城外增筑，周二十五里（一曰三十三里，一曰三十六里，一曰四十里，一曰四十三里，俱俟后详），曰罗城。
四、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后九二七年），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周四十二里，曰羊马城。
五、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后一三七一年），傅友德等平蜀，令李文忠筑成都新城。
六、清康熙四年（公元后一六六五年），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等捐资重修成都城。
七、清雍正五年（公元后一七二二年），巡抚宪德增修。
八、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后一七八三年），总督福康安奏请发币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
除了上面所列八次大修特修，或附原有子城之外，再筑一道大城，或就原来城址，重修之，扩大之，缩小之，要之都是大工程外，其余小修小治，那次数就太多了，从记载上稽考起来，差不多隔不到十年便有一回。而且因为以前所筑的城墙，大抵是纯土版筑而成，据史籍所载，只有高骈增筑罗城时，掘坟平墓，曾取用过若干砖甓，像直到民国十三年未被破坏以前，全用大青砖修砌起来的那样整整齐齐的城墙，实在是从清朝乾隆四十八年才有了的。
不过成都城墙只管有过修筑，有过大变更，比如从最初的周回十二里，到五代时的周回四十二里，从两个城分立而互为犄角的形势，到合二为一，并无大城少城之分，仅有子城（即内城）罗城（即外郭，详后）之判。但是成都城却总在锦江之北、威凤山之南、这片地方上移动；有时向东北、向西北一带大大开张出去，有时又缩了进来，稍稍向南移一点，而像西安汉城、唐城的那种大移动，以及如其他许多城池，一迁徙便是数十里，乃至百里，或时置山巅，或时置水际的变迁，那却是没有的。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曾说过，成都城从秦、汉至唐初，虽然“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在前确然如此，即在后亦何尝不然。
三、九里三分的来历
现在的成都城，可以说从福康安、李世杰彻底重修以来，迄至今一九四九年，经过一百六十六年，虽然从前曾小小培修过多次，而现在已到颓堕阶段，但就它的基址说，到底还是一百六十六年前的老地方，这城墙圈子并未丝毫变更。它的全貌，据清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载：
顺治十七年，我兵平蜀后，巡抚司道由保宁徙至成都，无官署，建城楼以居。康熙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同捐资重修。东南北枕江，西背平陆，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城楼四；堆房十一；门四：东迎晖、南江桥、西清远、北大安；外环以池。雍正五年，巡抚宪德补修。乾隆四十八年，总督福康安奏请发币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四门城楼顶高五丈：东溥济、南浣溪、西江源、北涵泽。同治元年，四隅添筑小炮台二十四，浚周围城壕。
即因为东西门相距九里三分，许多人遂称成都为九里三分，二十年前，这几乎成了一个名词，也几乎成为成都的另一别号，甚至有人误会为即成都周遭的里数，那未免把成都城估量得太小了。
所谓垛口，即古代所称的陴，又曰雉堞，是古昔守城者凭以射箭的掩蔽物。民国十三年以前，成都城墙的垛口尚极整齐完好，远望之，确像锯齿。向内尚有一道矮矮的砖墙，约高二尺许，厚八寸多，名曰女墙，或曰腰墙。堆房大约是特为守城时堆置军需用品之所，在城墙上面，每隔半里一所，高丈余，深广亦丈余，瓦顶砖壁，一门一窗。城墙两面皆大砖所砌，向内一面壅以泥土，形成斜坡，便于上下。城墙顶上之平面，砌砖三层，名曰海面。东南西北四敌楼，皆五楹二层，即所谓八角楼，极宏丽，也是隔若干年必修理一次，最后一次之修理，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后一八九七年）。敌楼古称谯楼，谯者望也，即《华阳国志》所称之观楼；大抵古代的谯楼，作兴宏丽，故谓之“丽谯”，现在看北平的正阳楼，尚可恍然。四瓮城上又四楼，名曰炮楼，又名箭楼，各高三层，有炮窗，无栏楣，北平前门上之楼制是也。至成都四城楼名，何以皆取水旁之字？自然是为了以水制火之故，说不定是在清乾隆五十九年成都一次大火灾后，才这样改取的名字。（《成都县志》说，那一次火灾，由三义庙烧起，延烧一千余家。故老相传，则说烧了几昼夜，东大街完全烧光，是一次有名的大火。）
四、由一座主要的城变为两座分立的城
成都城，由秦汉到唐初已经有过十余次的移徙和变化（见前章所引《元和郡县图志》）。从唐起，变化更大，次数也更多。这里，我不能一一详述，只能检其顶重要的，略叙一个大概，以见一般思想考古的君子，光是凭着眼前这道残破城墙以为基点，那实在不大妥当。
《华阳国志》载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据刘逵注左思的《蜀都赋》，则说：“立成都十八门”。此时，成都是两个城，一曰大城，一曰少城；大城在东，少城在西，所立的十八门，是大城的门呢？抑是少城的门？再据东晋蜀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少城有九门，南方三道门，最东的一道叫阳城门。这下，我们便明了，汉武帝时所立的十八门，恰恰是大城九门，少城九门，大小两城，有一方向为三门也。所谓立者，开辟也，又有重新修治之意，故《华志》在此句之下又按了一句说：“于是郡县多城观矣”，意思说直到汉武帝时候，因为修治了成都的城，其他的四川郡县，因而也才筑城凿池，并在城门之上建立了观楼射阑，以为城守之具。
这又可以说明，在秦惠王末年，张仪、张若初在川西筑城时，其意只在为的秦国戍兵，以防开明大酋长治下那些土著人民的造反和袭击。故当初除了成都地方筑起一座城外，其他只筑了一座郫城和一座临邛城。《华志》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阑。”又说：“郫城，郡西北六十里。”又说：“临邛县，郡西南二百里。”那吗，所谓郫城，当然就是今之郫县，所谓临邛城，当然就是今之邛崃县。城的下面都是土仓，用来储积戍兵的粮食，城上有屋，因为版筑土城，尚不曾砌有砖石，（我们也才懂得古人围攻城池时，每每决水灌城，使城崩溃的道理。假使所筑的城，全像后世一样，用砖石砌成，即令决灌，也只能淹没，不会崩溃的。）恐为风雨所摧，故建屋舍蔽之，并用以作戍兵住宿之所。思量起来，张仪、张若等的用心，原只在保护戍兵而已。其所以要另筑一座少城者，因为大城是军政机关所在，不许有闲杂人等混居其中，乃另辟一城，以为市场。我们看左思的《蜀都赋》，便知其详，赋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按：此四句是专论大城筑得坚实体面。）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按：上句据刘逵注说，即指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门而言。不过此十八门，系大少城共有之数，文士作文，当然就含混其词了。）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庭叩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按：以上是描写的大城全貌，先说帝王宫室，后说将相甲第，以及民居之盛，陈设之美，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姜大将军这等人，谁配享受？以下便是少城，那完全说的是市场了。）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
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作赋虽然要讲究辞藻，不免渲染过甚，如王兗所讥的《艺增》，然而左太冲《三都赋》，却字字有来历，事事有根据，所写大、少城两种面目，我们假使到西贡到新加坡那些地方去，依然可以印证得出的。不过左太冲所写，乃是三国时的大、少城，并非秦城，这一点须请大家注意。总而言之，秦城为草创之城，其目的只在屯驻本国戍兵，以防备土著人民。那时的城，即是一座兵营，而兼行政公署。此种组织，在十九世纪的许多殖民地上还甚为风行。另筑的少城，才是土著人和商贾的住宅区。（我们现在由于《华阳国志》，由于《蜀都赋》，由于《晋书》等的叙述，脑里已经构成一种概念，以为秦时的少城，自始即在大城之西，而且也只有一座。但是并不尽然，宋朝张咏的《益州重修公宇记》，开始一段说：“按《图经》，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是城，方广七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处商贾。”张咏，即世称的张忠定公，别号乖崖，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知益州，即是世传以一钱杀吏的那位先生，素以刚方著称，为宋代理学名臣之一，在川西民变之后，确为四川做过许多有益于民的事。如此一个人，而又作的一篇刊碑传世的正经文章，当然不能说他完全不懂史实，而捏造典故，以炫其博。他开始就说按《图经》，更见他确乎是有所据。其言如可信，则我们更加明白：何以《华志》所说的仪、若筑城，只是说了一城，周十二里，高七丈？何以不涉及少城？足见戎兵和国王所驻的城，才是要紧地方，可以书之史策，若少城也者，也如稍后的锦官城、车官城，乃至如汉朝长安的钟官城一样，只不过厚其垣墉，略加范围，于是便谓之城。像这样的土城，那是容易筑，容易隳，也容易移徙改建。说不定在秦时，原本筑有南北两个大院子，以为市场，后来隳了颓了，或因旁的缘故，才另在大城之西，又筑一座。也说不定在秦时，本有南北两个少城，而到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门”时，方才变更前制，合立一座少城，在大城之西。在前，修造两个大院，本为赶场时买卖方便，后来情形变更，有了坐贾，有了居民，犹之由江南之墟，河北之集，一变而为四川之场，于是为了管理方便，第一步便把两个大院子合并成一个更大院子；第二步感觉到孤立的一座大城，倒不如有一个与之犄角为势的小城，更为得力，因而才具备了元鼎二年以后那种大少二城分立东西，互为犄角的形势。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关于成都城的记载，大多在元鼎二年以后写著的，那时，连锦官城、车官城已经当作故事在讲了，何况更早的南北少城。然而政府所藏的《图经》，那是历史性的公文，当然不能乱说，譬如伐蜀的人中，除了《战国策》上的司马错外，还有陈轸；张知州在官言官，凭借的是政府旧档案，我们怎么能不相信？何况他又是饱学士？然而我始终不敢将此写作正文，只好引注用者，因为张知州人虽可靠，到底只他一个人如此云云，在逻辑上说，算是孤证。我在尚未觅得其他证据之前，仅凭记载上的一点孤证，还不敢相信我的推想便可成立故也。）但是到汉武帝时，为了相信唐蒙的话，开通西南夷，满想从四川西南部找出一条通路，第一步通到夜郎、且兰几个大部落；第二步凭借牂牁江一水之便，顺利而下番禺，去征服半独立的南越。如此一来，四川成为他经营西南的根据地，同时这儿的土地、人民、财货，也成为他经营西南的资本。他要利用这项资本，所以他就不能再效秦人所为；只是相信他的官吏，他的戍兵，而满肚皮怀疑土著人民了。他之要改造大少两城，“立十八门”，并影响其他郡县，使之筑城凿池，建造观楼者，一方面表示他一视同仁，把岭外的蜀，也当作关中的秦，好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土著们，都感到并未被主子歧视：“呵，咱们果然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呵，咱们果然拉平了！”而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打开大门之后，引鬼入宅，土地、人民、财货，既变成了自己的资本，不如开放一下，叫土著们舍家保家，舍命保命，保未雨绸缪，以防万一，结果把自己不劳而获的资本，再加一层保障，何乐而不为？
由一座主要森严的秦城，变为两座东西分立，互为犄角的汉城，自然是大变化。由两座城又变为一座城，难道不算是又一大变化吗？以下谈一谈又一大变化。
五、再变为一个孤立的城
魏、蜀、吴三国统一于晋，大家当然知道。晋惠帝时，八王作乱，天下分崩，大家也当然知道。且说，就在这大乱之间，四川局面便落入另一个民族手上，而不复为司马氏所有。这一民族是略阳的巴氐人李氏。因为雍州羌人齐万年造反，加以地方饥馑，于是李氏这一族便同着其他几处流民，纷纷逃入四川。李氏的首领叫李特，很是能干，只凭了几万流民作为资本，不久便把益州刺史罗尚打翻，成了气候。到他的儿子李雄继起，遂于晋惠帝永兴元年，自立为成都王。中间又经过弟兄叔侄的互相火并，越二十二年，到东晋成帝咸和元年，李寿便建国为汉，自称皇帝。越十三年，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李寿死，其子李势继立。越五年，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为晋大司马桓温所灭。计巴氐人李氏入川，夺得政权，历六世四十三年。在这四十三年中，成都遭的殃很大，围攻城池的战争不说了，光是占着少城打大城，占着大城打少城的战争，就有过两次。这都是额外文章，不必说。只说桓温既把李势打到屈膝投降之后，又把成都的少城拆毁，只留下一座大城。此事见于四个宋人的记叙，一是洪迈的《容斋随笔》，说：“桓温平李势，夷少城；”一是祝穆的《方舆胜览》说：“桓温代蜀，夷少城。”夷者平也，即是把少城拆毁成平地是也。这变化实在很大，因为自此而后，无论成都城如何增筑改造，终归是一座城，即如后来会要讲到的罗城、羊马城，也不过是在一城之外，再套一城，和今日北平城墙一般而已。至于两城分立，而互为犄角，如今日之归化、绥远二城的形势，则不复再有了。
桓温之拆毁少城，当然有故。其故为何？曰：为的是人口减少了。我们且看《华阳国志》说李雄尚在与罗尚争战时，川西是如何的景象：“三蜀民流迸，南人东下，野无烟火。……惟涪陵民千余家，在江西，依青城山处士范贤自守。”（按：三蜀，指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皆今日川西、川南地方，涪陵并非今日下川东之涪陵，乃今日绵阳、罗江、安县等处，江西，即氓江之西，青城山是大家知道的，即今日灌县西五十华里处之名山。）《华志》又说到在李雄将要占领全部川西、川南时：“益州民流徙在荆、湘州及越嶲、牂牁。……”（按：荆即湖北荆州一带，湘即今日湖南北部及西部，越嶲郡即今日西昌、会理、越嶲、冕宁、盐边等处，牂牁郡即今日贵州地方，盖上文所说之南人东下也。）而且《蜀鉴》还单独记叙那时衣冠之族东下到荆、湘去当高等难民的，便是四十万家。这数字真不小呵！所以常璩在写了李氏兴亡之后，乃大叹息曰：“历观前世伪僭之徒，纵毒虔刘，未有如兹！……”常氏目击李氏之亡，抒写当时情境，当然真确，那吗，我说，因为人口减少了，所以才拆毁一城，可见并非臆测。
因此，我更可归总来如此说了：秦，张仪初筑城成都时，只为的戍兵与统治者，人口不多，故所筑城不大。其后，土著纷集，商务日繁，乃另筑一个或二个小城以容之。其后，一如《益州重修公宇记》所言：“自秦至汉，民户益繁”了，于是便改修大小二城，而且都扩展了一些，每一城开到九门，而且还辟出许多条大车道。到东晋时，因为三四十年的斫杀，加以饥荒，例如《华志》云：“既克成都，众皆饥饿，（李）骧乃将民入郪五城，食谷芋。”（按：郪即今三台、射洪、中江三县地，谷芋即大芋，又谓芋魁。）人民杀死的，饿死的，逃而东下南入的，当然不少；人口如此锐减，所以取得成都后，只好拆毁一城。但是从桓温夷平少城之年起，到隋文帝开皇二年封他第四儿子杨秀为蜀王而兼益州总管之时止，经历三百一十五年，（按：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当公元后三四七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当公元后五六二年。）这一段时间，四川相当安定，中间虽曾有九次小乱，成都城也曾被围攻过，但是比起李氏的四十几年的情形，那真算不了一回什么事；自然，人口增加极重，至低限度三百年前所遗下的一座旧城，实在容纳不下了。因此，才如《益州公宇记》所说：“隋文帝封次子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
张乖崖这几句文中，顶值得我们注意的，即甲项“附张仪旧城”。乙项“由隋迄宋之官署，皆在新城迤北”。
先说甲项。张《记》所云张仪旧城，盖循世俗之见，以为迄至隋初，而成都大城犹为秦城之旧。其实错了。照我前面谈的看来，自张仪至杨秀所筑的成都城，全是以黑黧土版筑而成，即在平时，因风雨剥蚀，且须数年一次培修，何况经过一次围攻的战争，损坏必大；损坏了，又必彻底重修，此在后世，亦复如此。故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乃言：“自秦汉至国初，前后移徙十余度。”业已移徙过十余度的城，你们能相信还有半点张仪的旧城影子否？然而在张咏之前，已有这样错误的传说了。如东晋王羲之与益州刺史周抚的帖子说：“住在都，见诸葛颙，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具示，为广异闻。”这是四川人信口开河，夸耀古迹的毛病。除诸葛颙外，还有后一些时的一个四川人任豫，在其所著的《益州记》上，也说：“成都诸楼，年代既久，穰栋非昔，惟西门一楼，虽有补葺，张仪时旧迹犹存。”城已靠不住了，城门上的门楼，如何保存？古人大都是不管这些情节的，每到发起思古之幽情来，总得要随便拈点故实，以为附会之具。因此，秦楼、张仪楼，乃成为晋、唐诗人所必登临，所必咏诗的诗题和采访的材料。而且楼所在的地位及名称，也就越搅越混。我不必再为旁征博引，因为那么一来，这文章便太枝节了。且说，在张咏之后，一直到南宋，还如此相信，以为所见在城内遗留下来而尚未坍塌净尽的旧土垣，皆是秦城，皆是张仪时的城。例如南宋人李石作的两首七言绝句，题目便写作《秦城》，序曰：“张仪、司马错所筑。自错入蜀，秦惠公乙巳岁至皇宋绍兴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虽颓圮，所存如岩壁峭立，亦学舍一奇观也！”其诗之一曰：“泮林堂后面峥嵘，不道诗书恨未平，爪蔓深坑余鬼哭，此间学校倚秦城。”诗太不好，暗用焚书坑儒的典故也生拙可笑。不过从其诗，可知他所指名的秦城，是在学宫后面。而我们现在且问，李石所说的学宫，是否即指文庙侧的文翁石室？苟其然也，我们再看东晋时的《华阳国志》上所说石室的变动及其所在地，看一看学宫后面，到底有没有秦城的可能。《华志》上面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按：永初是东汉安帝的年号。）太守陈留高
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文翁时的石室学舍，早烧了，高太守在大城之南立的哩，当然还是在城内，即令那时的城墙还是秦城之遗，也应在他的前面，如像今日文庙与城墙的形势一样。但此学舍被益州刺史抢去作了州学，于是蜀郡太守遂在城外河的南岸，另立了一处郡学。在河的南岸，当然不能倚着城墙，即令背后真有一道土墙，那吗，如非《华志》所说的女墙，也是唐僖宗时罗城之遗（关于罗城详后）。无论如何，这一笔账实在挂不到秦城名下。而且他所算出的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那是秦国伐蜀，汉开明氏之年，张仪筑城，其实还在这五年之后。至于在李石之后十余年，益州制置使范成大作的《二月二日北门马上》诗：“新街如拭过鸣驺，芍药酴醾竞满头，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诗好！但少城下的注解却比李《序》尤为混搅了：“少城，张仪所筑子城也。土甚坚，横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散。”这注，首先该受批驳的，就是子城绝非少城。子城者如子之在母怀，又可称作内城；此名之对称词为外城，为罗城，为郭。少者小也，对大城而言也。不过自隋以后，大城、子城、少城、外城，几乎难分（此节后详）。习用已久，不知其非，可也。如强以唐时所筑之外城，指为秦时少城，当然不对，即以汉以后所造之子城（实即大城而误称之），而混题为张仪所筑，也不应该。诗人怀古，本来随便，不足怪，也不足责。所以引此二则者，一证世俗所传，可据者少；证二张《记》所云的张仪旧城，实实并非张仪旧城，说不定还在桓温伐蜀以后许多年，西魏大将尉迟回师取蜀以后又许多年，所培修过的新城也。继谈乙项。张《记》称杨秀所增筑之城为新城，但在唐时，却称之为少城，或称子城，原所附之旧城为大城。例如唐岑参《题徐卿草堂》诗曰：“复居少城北，遥对岷山阳。”又如五代时蜀道士杜光庭《石笋记》曰：“成都子城西城衢有石笋二株。”杜《记》好像是特为杜甫《石笋行》所下的注解。因《石笋行》之首二句是这样的：“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也。但是顶重要的一条，还是宋祝穆的《方舆胜览》所说：“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为池，池即摩诃池也。”（关于摩诃池，以后特详）。但只管称少城或子城，我们总应明白这绝非像汉朝时那种分立的形势，因为它是附在旧城的西南二隅上的。虽不全然如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所猜想：“少城者，子城也，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因为如所猜想，成都将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绝不会成为龟形，而且也不可以说是附在西南二隅之上。但是也有一部分猜准了的，即新城东北隅的城壁，到底是旧城西南隅之墉垣，明白点说，虽曰二城，实为一城，只不过中间多了一道隔墙耳！
在初唐、中唐，成都城或许还有大城少城之分，但是后来竟至浑然一体，不可再判。《通鉴》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这故事谈到罗城时，再细讲。这里只特提一句，即“成都但有子城。”请大家注意，不是更可证实我所说的杨秀增筑之后，仍是一城，仅只把旧城更扩展大了一些，而且“但有子城”，是指那时各地习惯：子城之外，大都还有一道外郭；各城皆然，成都独否，故曰“但”。但者备也，并非平常所用作为“然”字解。
但还有点疑意，即是“但有子城”，是不是原所附着的那座旧大城，已坍颓了呢？抑或只是所附之东北隅的墉垣，不复存留，新旧二城，竟打成了一片呢？因无明文，不敢妄揣，在搜得确证旁证以前，姑且阙疑，以俟高明指教可也。
六、又由一座孤立的城变为外缭以郭的重城
少城即小城，小城不必附着于大城，更没有在大城之内的，如上来所引的锦官城、车官城、钟官城，皆少城类也。子城则一定在大城之内，至低限度也有一道大城附着在外，故子城又名内城，又名中城，大约这种称谓，由来已久，大家早就习焉用之。这里且引三条旁证，已实吾说：
一、六朝梁武帝时，北方西魏丞相宇文泰和东魏丞相高欢在河南回洛地方，死拼之际，即因西“魏之东伐，关中留守兵少，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闻魏败，谋作乱。……于是沙苑所虏东魏都督赵青雀……等遂反，据长安子城。”
（《通鉴·梁纪》）
二、六朝时，梁元帝肖绎建都在湖北江陵。西魏丞相宇文泰遣柱国常山公子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南征。快要由长安出发时，“长孙俭问谨曰：‘为肖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梁元帝果取下策，及至魏兵攻下江陵外城，即所谓罗郭，于是“元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砍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谢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
（《通鉴·梁纪》）
三、隋末，群盗大起，有“北海贼帅綦公顺，帅其徒三万攻郡城，已克其外郭，进攻子城。”
（《通鉴·唐纪》）
仅只据以上三条，便可说明子城本是通名，并非成都所独有，而且在第二条中，又已提出罗郭这个名词，罗郭即外郭，即外城，即大城，一般便称之为罗城。再引史事数条于后，并用表明子城除叫内城外，又名金城。金，是形容其小而坚也。
四、六朝梁武帝时，梁“鄱阳王范遣其将梅伯龙攻王显贵于寿阳。克其罗城，攻中城不克，而退。”
（《通鉴·梁纪》）
五、六朝梁简文帝被侯景胁执在建业时，梁湘东王肖绎命大将王僧辩率兵东下。“王僧辩至汉口，先攻鲁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罗城，斩首千级，宋子仙退据金城。”
（《通鉴·梁纪》）
六、六朝梁元帝时，梁“吴州刺史开建侯蕃恃其兵疆，贡献不入。上密令其将徐佛受图之。佛受使其徒诈为讼者诣蕃，遂执之。上以佛受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质至鄱阳，佛受置之金城，自据罗城。”
（《通鉴·梁纪》）
七、六朝陈文帝时，陈将孙汤守郢州。“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余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余楼。孙汤兵不满千人……皆为死战，周人不能免。”
（《通鉴·陈纪》）
八、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胡三省注曰：“《景龙文馆记》：芙蓉园在京师罗城东南隅，本隋世之离宫也。”
（《通鉴，唐纪》）
九、武则天时，移都洛阳。“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通鉴·唐纪》）
观此九条，可不烦言而解：我们同时知道高骈所筑的罗城，原来也是通名，亦非成都所独有。不过成都有了罗城，确也算是一种大变化，其增筑的经过及形势，在理不能不稍稍详叙一下。
我们且先看公文：（自然，只是摘要，无干冗辞，一律删除。）
一、高骈于唐僖宗乾符二年夏六月《请筑罗城表》：“……伏以臣当道，山河虽崄，城垒未宁，秦张仪拔蜀之时，已曾版筑，隋杨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坚牢虽壮于一日，周匝不过于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后，两遭蛮寇攻围，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众皆竭，热气相蒸。……臣今欲与民防患，为国远图，广筑罗城，以示雄阃，将谋永逸，岂惮暂劳！……”
二、又表：“西川境邑，南诏比邻，频遭
蜓之侵凌，盖以墙垣湫隘，寇来而士庶投窜，只有子城，围合而闾井焚烧，更无遗堵；且百万众类，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沟池亦干。……货财而岂能般辇？商旅而空怀怨嗟！……旋奉诏书，令臣斟酌，许兴版筑，冀盛藩维。遂乃相度地势，揣摩物力，不思费耗，只系安危。……”
三、既成报功，僖宗乃下诏褒之曰：“敕高骈，省所奏修筑罗城毕功，并画图事，具悉。……上言大镇，空有子城，殊百雉之环回，是千年之旷阙；便依陈奏，未隔寒暄，每日一十万夫，分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卓哉懋绩，固我雄藩！罄府库之资储，舍阴阳之拘忌，但为国计，总忘身谋。……”
四、并命王徽作记曰：“……上命翰林学士承旨臣王徽授其功状。臣徽承诏，再拜上言……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龟行之屈缩，据武担之形胜，里闬杂错，邑屋阗委，慢藏诲盗，城而弗罗。……自二纪以降，边部戒严，有亏怀柔，或阻琮赆，虽负山川之险，且乏金汤之固。……于是诏骈。复以丞相拥节，去汶阳，趋锦里。至则询问疾苦，树置纪纲，巡按封域，周览郛郭；……于是择将量财，拓开新址，分命支部，以令属邑。……惟蜀之地，厥土黑黧，而又硗确，版筑靡就，前人之不为，非不为也，盖不能也。惟骈果得众心，克成大绩，鸠工揆日，不
于素；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东西凡二十五里，拥门却敌之制复八里，其高下盖二丈有六尺，其下广又如是，其上袤丈焉！……其上建楼橹廊庑，凡五千六百八间。……其外则缭以长堤，凡二十六里，或因江以为堑，或凿地以成壕。……其旧城周而复始，盖八里，高厚之制，大小之规，较其洪纤可得而辨矣。……”
其次再看史实。——但是，若果要将这件史事分条别类，从头到尾，弄个明白，那就非万把字不可，这一来，不免喧宾夺主了。所以只好极力删节，但期大家对于这事，略知一个大概，好帮助着来明了公文上所说的种种，并且明了了罗城之于成都，在历史上是如何的重大呵！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宣宗崩，懿宗即位。初，韦皋为西川节度时，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按：州治在今西康省西昌县）而还，又索还习学子弟。……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按：大礼国，即今云南大理，唐书称之南诏，为摆夷之一种，在唐中叶时，颇为强盛，曾侵入安南，灭交趾，为高骈所败，又曾侵入广西之邕州、梧州，以及贵州等处，皆为唐兵击败，侵犯四川亦屡，然都只在会理迄西昌一带。以下所记，便是南诏几次大举入寇的经过，因此，高骈乃筑罗城。）
唐懿宗咸通四年十二月。南诏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诏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忠武戍将颜庆复请筑新安、遏戍二城。
六年夏，四月。嶲州刺史喻士珍贪狯，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嶲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
七年，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
初，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按：南诏称其君主曰骠信，又谓应天顺人，谓已立国称皇帝，不再是唐朝的藩服。）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自日中，不决。将士皆忿怒，福乃命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
九年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为治理所”，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嶲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按：眉州州治在今眉山县，在唐时，下辖通义，即今眉山县、彭山、丹棱、洪雅、青神五县。蜀州州治在今崇庆县，下辖晋原——即今崇庆县——青城、唐安、新津、大邑五县。雅州州治在今西康省雅安县，下辖严道——即今雅安县——卢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嘉州州治在今乐山县，下辖龙洲——即今乐山县——平羌、峨眉、夹江、玉津、绥山、罗目、犍为八县。黎州州治在今西康省汉源县，下辖汉源、飞越、通望三县。上来所说嶲州漏列，兹补录如下：嶲州州治在今西康省西昌县，下辖越嶲——即今西昌县——邛都、台登、苏祈、西泸、昆明——即今盐源县，并非云南之昆明——会川、和集、昌明九县。唐时之县，至今废置不一，且名称亦多不同，势难再详，即此已觉枝节过甚。）统押诸蛮，并总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九月，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以有定边军之故，不领总押诸蛮安抚诸使。
十年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虔。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
是月（十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十一月，蛮进寇嶲州，定边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蛮攻之，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蛮密分军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按：即今日的沐川县。）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丁酉，蛮衣衮海之衣，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按：陵州州治在今仁寿县，下辖仁寿、贵平、井研、始建、籍，五县。荣州州治旭川、即今荣县，下辖旭川、应灵、公井、威远、资官、和义六县。）后数日，蛮军大集于凌云寺，与嘉州对岸。……壬子，陷嘉州。……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结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阵抗之。滂……遂单骑宵遁。（徐州将苗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蛮进陷黎、雅，民窜匿山谷，败兵所在焚掠。滂奔导江。（按：县治在今灌县东二十里导江铺。唐时属彭州，唐之彭州州治在九陇，即今彭县，下辖九陇、濛阳、导江、唐昌四县。）邛州军资储偫，皆散于乱兵之手，蛮至，城已空。……诏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将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按：泸州州治在今泸县。唐时下辖沪川、富义、江安、合江、绵水、泾南六县。）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檑。……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廪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士……应募者云集。……于是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戊午，蛮至眉州，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之约和。蛮报曰：“我辈行止，只系雅怀。”……南诏进兵新津。……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祥为宣谕通和使。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甲子，蛮长驱而北，陷双流。庚午，耽遣节度副使柳槃往见之。杜元忠授槃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酖遣先锋游弈使王昼至汉州诇援军，且趣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丁丑，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兵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敝，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成都十将（按：十将为唐时官阶名，犹裨将也。）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二月，癸未朔，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以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后数日，贼取民篱，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
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详遣使与蛮约和。丁亥，蛮敛兵请和。戊子，遣使迎支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诣定边约和，今云南乃围成都，则与
日诏旨异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昼夜相交，何谓和乎！”蛮见和使不至，庚寅，复进攻城。辛卯，城中出兵击之，乃退。……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棓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按：又名升仙山，据说在北门外十里处，今己不能确指其地，想来也只是一个小土坡耳。）威进军沱江驿，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定保还，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戊戌，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急，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庚子，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按：即今北门外之驷马桥。）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蛮至双流，阻新穿水，造桥未成，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自是不复犯成都矣。
十三年五月，南诏寇西川。
唐僖宗乾符元年（按：懿宗于咸通十四年七月崩。）十一月。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河防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两败蛮兵，进至大渡河南而还。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复寇至大渡河，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军遂溃。十二月。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为守备，而堑垒比时严固。骠信使其坦绰遗节度使牛丛书云：“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倘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书辞极数其罪，詈辱之，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预焚城外，民居荡尽，蜀人尤之。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之，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
二年，春，正月。高骈至剑州，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或曰：“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豨突，奈何？”骈曰：“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使者至成都，开城纵民出，各复常业，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悦。蛮方攻雅州，闻之，遣使请和，引兵去。高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按：即今宜宾县）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自是，蛮不复入寇。
三年。南诏遣使者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九月。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县令庀徒赋役，吏受百钱以上皆死。蜀土疏恶，以甓甃之，环城十里内取土，皆刬丘垤平之，无得为坎埳以害耕种；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役之始作也，骈恐南诏扬声入寇，虽不敢决来，役者必惊扰，乃奏遣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使归附中国，仍许妻以公主，同与议二国礼仪，久之不决。骈又声言欲巡边，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实不行，蛮中惴恐。由是讫于城成，边候无风尘之警。
上面所节抄的《通鉴》，虽然还是嫌其冗长一点，但为了要说明罗城之何以要修造，以及其重要性，却不能不占点篇幅。而且这罗城还不仅仅是前无古人甃以砖甓，（以一百天工夫修造那么大一座城，事前既没有长期准备，则如僖宗诏书上所说“又砌长砖”；则如《通鉴》所记，“蜀土疏恶，以甓甃之”的砖甓，临时如何烧得及？这里，又不能不引两部宋朝人的著述来作补充了：一是何光远的《诫鉴录》，说是“开掘古塚，取砖甃城”；一是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也同样说“凡负城丘垅悉平之”。想来，那时城外的坟墓真多，而且也都修得扎实，所以掘出的长砖大甓，满够甃砌一座城墙。）更还阻江塞流，把自李冰以来所凿的平行并流的二江，也改变了，使得另一江从西北角上改道绕城而流，成为今日的这种形势。这在成都史上说来也是一种绝大变化，又不能不稍稍详之。
林思进主修的新《华阳县志》，于古迹江渎池条下有曰：“按陆游《江渎庙记》称，庙南临大江，节度使高骈筑罗城，庙始与江隔。则是池当始于高骈帅蜀后，盖即大江故道也。城既南徙，江成断港，历久为池。考今成都城南自石屏寺（按：即今石牛寺，在南较场四川大学城内部之西。）沿上中下三莲池，疑皆旧江流耳，浸淤浸塞，不复相通。”
《新华阳县志》所猜想的极是，大约其说本于嘉庆时刘源所作的《成都石犀记》之文，刘文说得虽更清楚，但也与《新华阳县志》一样，仅能道其果，未能究其因，都是大疵也。其要曰：“考唐以前，城垣未广，今满城及文庙前街皆江岸也。江渐西徙，（这句就错了。）壅沙为陆，后人因扩城基……今之所谓上莲池、中莲池、下莲池者，即昔之流江也。城既南扩，江流淤而不尽，留为潴泽，后人种莲于其中，遂目之以是名；而江渎庙之昔在江岸者，今亦入于城中。……愚移居省垣纯化街，亦当年之江岸也，自愚宅而南，地势洼下，犹可以见其仿佛云。”刘源号止塘，双流人，乾隆壬子科（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即最近逝世之九十二岁老人刘豫波先生的祖父。纯化街那所故宅，现仍为豫波先生之弟所有，即昔称为“槐轩”，为止塘先生讲学之所。止塘先生这篇记，主旨在说李冰所置的五个石牛之一，今仍有一个在将军衙门内，并说明将军衙门原本是石牛寺，以后谈到石牛寺时，再为引证。因文旨不同，故说到移城，只不过顺带一笔，其实高骈之阻井塞流，宋人早有所记了。如其不把这弄清楚，单就《新华阳县志》及刘文看来，不免令人怀疑以前与锦江平行的那条不能濯锦的沱江故迹，到底是怎样淤塞了，才一变为三个莲池和菜园，二变为现在的私人宅地和平坝？由今看来，二十年间不但所谓莲池，业已化为乌有，即自历朝以来屡受封祀，而确为成都古迹之一的江渎庙，已变为私家弄堂，将来再要说明，那就更困难了。
现在北门外万福桥之西北，不是还有一个地名叫九里堤吗？大家说是诸葛孔明所修，又名丞相堤。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成都县志》，且从而为之说曰：“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捍之。”却哪里晓得简直错了！丞相所修是实，但此乃仅负有丞相虛号的高骈，（按：高骈当时的官衔为检校尚书同平章事，在唐时称为使相，与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不同，后者称为本相，即执政之宰相也，然使相亦可称丞相，亦可称相国。）而非三国时的诸葛公。大概四川人对于诸葛公的观感太深，但凡有益于人的事情，不管谁作的，每每都归美于诸葛公，何况此堤上，在前果还有一所丞相祠呢？现在我可告诉大家，所谓九里堤，即高骈筑罗城时，将另一江水撇之绕城而流的縻枣埝，亦即王徽说的缭以长堤凡二十六里的一段，亦即五代时杜光庭《神仙感遇记》所说：“始筑罗城，……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西，与青城江合流”的清远江也。
《成都县志》于“筑堤九里捍之”之下，接说：“宋乾德中，太守刘熙古重修，又号刘公堤。”这下，我们来看宋人何涉作的《縻枣埝刘公祠堂记》：（节要）“益居三蜀中，地广衍，疏众流，以沃民田，以堑都邑，由是得川名。故时汶江跳波，刮午门南东注，治有子城而无郛郭。唐丞相高公骈之作牧也。惩蛮诏张吻，择腴而噬，且谓走集宜险，固度高城其外，周数十里；开包橐以容居民，筑堤障江，号縻枣埝，折湍势汇于新城北，以休养生聚护此土。……皇朝乾德（按：赵宋太祖即位之初建元为建隆，只三会，便改元乾德。）四载，秋七月，西山积霖，江水腾涨，拂郁暴露，溃埝，蹙西阊楼址以入排故道，漫莽两堧，汹汹趋下。……开宝改号之初，（按：赵宋太祖改元乾德只五年，又改元开宝。）天子辍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刘公熙古帅州，始大修是埝。约去讫民害，招置防河健卒，列营便地，伺坏隙辄补，以故连绝水虞，比屋蒙仁。……自时厥后，绵祀八十，功忽而岁轻，事久而日遗，言言巨防，朘薙
毁。陛高遐望，江之端，
城大
如馁鸷焉，恬而弗图，可为骇叹！庆历乙酉（按：宋仁宗第五次改元庆历。）……自陇右加今知府文公枢直，（按：文公乃文彦博也。）改辕而来。……一日，尝从僚吏诣所谓縻枣埝者，左右临顾，推本利害，而曰：‘非中山公，成都其潴乎！……以吾为尹于兹，诚不可遗西人他日戒惧。’由是大营工楗，益庳附簿，为数十百年计。……埝脊旧有神宇，榜曰‘龙堂’，俚而且巫，义不足训；公以为思人爱树，国风所由著美，今中山之德入人深如是，而庙貌弗建，实前所阙。因易新制，敞刘公祠堂其上，为里禜水旱报丰穰之所。……庆历六年记。”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范成大作制置使时，还曾在这里建造一亭。杨甲作《縻枣记》记说：“云汀烟渚，竞秀于前，古木修篁，左右环峙，柏阴森森，亘数十里，幽旷清远，真益州之胜概也！”可见还是一个风景区。杨《记》后半也曾追叙到高骈与刘熙古，因与何文大致相同，不必再录。本此，我们知道縻枣埝即高骈将原来与锦江平行并流的另一江，撇而绕流北城之处，而何文中说城内故道，自然就是《石犀记》中所指的从满城南较场一直到下莲池那一带低地了。
关于罗城，可谓说得够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不能不在这里并作解答，以免遗漏。
问题之一是罗城形势，究竟是绕着子城而成一个龟形的圆郭呢？还是如杨秀之筑新城，只是附着子城西南二隅，而成一个半月形？或稍稍突向西北，而成一个牛舌形？照宋代张唐英的《蜀梼杌》记，王建称帝之后所改诸城门名字来看，好像子城恰如一般形势处于罗城之中，而罗城则绕着子城，成为一个不很规则的外郭。我们看《蜀梼杌》：“（王建）僭即伪位，号大蜀，改元武成。……十月下伪诏，改堂宇厅馆为宫殿。……万里桥门为光夏门，笮桥门为坤德门，大东门为万春门，小东门为瑞鼎门，大西门为乾正门，小西门为延秋门，北门依旧大元门。子城南门为崇礼门，中隔为神雀门，东门为神政门，西门为兴义门，鼓角楼为大定门，北门为大安门，中隔为元武门。”计罗城七门：大小东，大小西，共四门；南方为万里桥、笮桥二门，皆袭汉城旧名；北方一门。子城也分东、南、西、北，四门；南方一道中隔门；北方除中隔门外，又多一道鼓角楼门，亦是七门。统上而观，是子城确乎包在罗城之中，如一般子城罗城之形势。但是到五代时，这形势又有变更。据宋朝苦复休《茅亭客话》：“王先在伯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那一定在他下诏改定各城门名字之后，如他展拓的是罗城，则是绝大工程，势非将浣花溪及其下流的濯锦江也像高骈所为的一样不可，正史野史和各种笔记全无此种记载，可见他所展拓的，实止子城。光是展拓子城，是容易的事，只须将西南隅那面土城墙拆卸就完了。或者正西面还保存着在，因为十国春秋前《蜀高祖本纪》曾说：“永平（按：王建初纪元武成，只三年，又改元永平。）五年冬十一月己未入夜，宫中火。……庚申旦，火犹未息。帝出义兴门见群臣。”我们看到下章，便知彼时王建的宫门并无义兴门之名，十国春秋的义兴门，或者即《蜀梼杌》之兴义门之误。若果是兴义门，则子城西门在他即位八年止尚在。不过展拓子城，究在何年？如其在永平五年之后，西门也一定没有了，南门则尚存在。但是很奇怪的是，子城南门何以并未包在罗城内，好像显露在外至少与万里桥门、笮桥门并列着的，因为《宋史·雷有终传》，写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元旦，成都戍卒作乱，知蜀州事的杨怀忠闻之，便集合乡丁，会同几处的巡检兵，从崇庆县（宋时名晋原，即蜀州州治，下属新津、江原、永康、青城四县，与唐朝的蜀州又略不同。）进攻成都：第一次在正月十七日，由北门进城，打了一仗；“二月，再攻益州，……与转运使陈纬麾兵由子城南门直入军资库，与纬署其库龠。”他能不进罗城而直由子城南门而入？则此种变更，定然在展拓子城，不然，就是在孟蜀及宋初，成都子城的位置又有了变更，至少西南方决不同于唐代的样子。至于东门外的濯锦桥，北门外的清远桥，当然也是筑了罗城之后，将清远江从縻枣埝撇过来时，才修造的。《新华阳县志》于濯锦桥条下说：“今长春桥，东门外跨外江大桥是也。……光绪中，丁文诚（按：丁宝桢死后谥文诚公）督蜀时，再修之，得唐人残石两行，有尚书紫金鱼袋题衔，当时曾见拓本，今不存矣。”此题衔，不就是高骈或其后的什么镇帅的头衔吗？（傅崇碧《成都通览》说：“光绪癸未年修补时，现有宋碑，其为宋代所建无疑。”当然不可信，以其未见过唐残石拓本，只据传闻故也。）
问题之二，便是罗城周遭，到底是多少里？《王徽记》说是二十五里，拥门却敌之制又八里。五代林光庭《神仙感遇记》所言里数与之毕合。其后到宋朝，张咏的《重修公宇记》说：“始筑罗城，方广三十六里，”已不合了。而僖宗《诏》更说是四十三里，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说：“筑罗城四十里”，即与《诏》言合，与《记》言异。当然，王《记》绝不会错，罗城圈子，除了拥门却敌之制外，实只二十五里，已不小了，比起现在的二十二里八分，大了二里多。僖宗《诏书》或许也说得对，它所言的四十三里，大概是包括外潦之堤而言，围堤其城实为五十一里，相差八里，这在古人倒也是小疵，而顶顶说不通的，只有孙光宪的筑城四十里。好在这些都是过去的史事，弄不清楚，与我们现实生活并无多大关系，不过连带一提，以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之后，实有至理存焉！
七、又由一座外缭以郭的重城，变为郭外有郭的重城
中国历史在李唐之后，称为五代。五代者，朱温之后梁、李存勗之后唐，石敬瑭之后晋、刘嵩之后汉、郭威之后周也。此五代建立皆在当时所谓之中原，故史家认之为正统，其余在各地称帝称王，只管也曾改元建极，但后来都差不多为中原的五代，以及继承五代的赵宋所征服，故史家皆认为偏安，或认为篡窃。这且不说，只说即在五代中原鼎沸时节，四川地方曾先后成立过两次帝国，妙在都称为蜀国。头一度，是王建和他的儿子王衍。当朱温在河南开封篡唐称帝那年起，即是说在公元后的九〇七年起，王建也在成都称了皇帝。上章所引《蜀梼杌》，将大、子两城的城门全改名称的盛事，就在这一年。王建称帝十一年，死后，王衍继位又是七年，为后唐庄宗存勗遣将郭崇韬所灭。时为公元后的九二五年。计王建父子共立国一十八年。史家称之为前蜀。王氏灭后，接着孟知祥入川，不过四年，便形成一种半独立形势，又四年，即是说在公元后的九三四年，孟知祥又称了皇帝。仅仅两年，死了，他儿子孟昶继位，过了二十九年，为赵宋太祖遣将王全斌所灭，时当公元后的九六五年。计孟氏立国也只父子两代，共历三十一年，史家称之为后蜀。
现在我们来谈孟知祥，在半独立之前二年所筑造的羊马城。
何以叫作羊马城？宋人记载，很少提及羊马之名，只《宋史》上叙到成都城内第二次内战，曾说及羊马城，可是并无注解。且不说后人，即以李昊所作的《创筑羊马城记》来看，（按：李昊是五代时四川文人，前蜀后主王衍投降时，是他作的降表；后蜀后主孟昶投降，也是他作的降表。在孟昶投降后，曾有人夜间在他大门上贴上一张条子，说他是世修降表李家。）也只在一句上面有此一词，即是叙说筑城由来，顺便一提，而且还是作为骈文的对仗在用。文曰：“公一旦谓诸将吏曰：夫华阳旧国，宇内奥区，地称陆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则楼台叠映，珠碧鲜辉，江山则襟带牵连，物华秀丽；闾阎棋布，鄽陌骈罗，不戒严陴，是轻武备耳！乱臣贼子，何尝不窥？南诏西羌，曾闻入寇。将沮豺狼之意，须营羊马之城，吾已揣之，众宜协力！”虽然还有一句上，也出现羊马二字，可是并不相联成词，而且也令人不大了解，如曰：“公去奢从俭，节事省财，马如羊而不入私门，金如粟而不藏私橐。”
照李《记》文意看来，羊马一词自是当时流行的一个通名，一如罗郭全城，大家皆已习而用之，不烦讲解，所以孟知祥方轻易说出，而李昊也才顺手拈来。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胡三省注《通鉴·唐纪》“李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说：乃“城外别筑短垣，高才及肩，谓之羊马城”。原来果是一种通用名词，只是自宋以后，殊少用之，遂渐失其义耳。而且其初只是一种护垣，到孟知祥筑之时，便成为一种郭外之郭了。
高骈的罗城在成都城垣史上，若说是空前，则孟知祥的羊马城，实在也可谓为绝后。我们看李昊的《记》罢：“自天成二年丁亥岁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筑，至三年正月八日，毕手。……其新城周围凡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阔二丈二尺，其上阔一丈七尺，别筑陴四丈；凿壕一重，其深浅阔狭随其地势。自卸版日，构覆城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间，内门楼九所，计五十四间，至三月二十五日，停运斧斤。其版筑采造，军民共役三百九十万工；其执事糇粮，及役罢赏赉，斗支称给，婚贯囊装，其数凡费一百二十万。”
高骈筑罗城，费了九百六十万工，比起羊马城虽是多了五百七十万工，又用钱一百五十万贯，比起羊马城虽也多了三十万贯，但是筑城之外，还须开掘坟墓，铲平丘陇，修筑长堤，阻塞江流，另辟河道，添造二桥，同时城墙大部分还是用砖甓砌的，不全然以泥土版筑，故费工较大，花钱较多；而城墙圈子连“拥门隙敌”之制的八里在内，才三十三里，并且城墙也较高九尺，基脚也较宽四尺。以此计之，羊马城光是用土筑了一道城圈，掘了一重深浅阔狭，全不一致的壕沟，便花去那么多工，和那么多钱，说起来也实在是一件大工程，何况城圈拉到四十二里之长，怎能不说它是绝后呢？
不过罗城之筑，是在大理国远征军围攻成都以后，并且也在外患迄未平息之时，说到为国为民的意义，确实重大，所以在史书上才颇为慎重的将其记载下来。至于羊马城之兴筑，即就当时在孟知祥手下做文官的李昊说来，也只是“不戒严陴，是轻武备耳！乱臣贼子，何尝不窥？南蛮西羌，曾闻入寇。将沮豺狼之意，须营羊马之城”。这么轻而无力的几句，足见羊马城之扩大兴筑，对于为国为民的意义并不大，故史书对此，并不重视。在《通鉴》上，司马光只照例的像流水账簿样，挂了一笔：“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可以说，在后蜀三十一年中，这一道四十二里的城墙，顶顶得了用的，还是到孟昶手上将它当成了花坛，宋赵抃《成都古今集记》曰：“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而变名为芙蓉城，为孟昶增加不少风趣，为后世增加不少谈资，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并且令我们最奇怪的，就是宋朝人的著作，无论诗与文，无论年纪、小说与正经逸史，全不提说这羊马城。例如宋太宗淳化五年（当公元后九九四年）以张咏知益州，而张咏在三年后，所作的《益州重修公宇记》，叙说成都城的历史，也至罗城为止，其下接曰“顾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远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称伪号。乾德初，王师吊伐，……”再下，便叙到李顺作乱：“据有州城，偏师一兴，寻亦殄灭。”而张咏就是在李顺乱后，来成都做知州的。如此一座大城，在笔尖上丝毫不提，难道七十年前的那道羊马城，竟没有了吗？竟因土质疏恶，未以砖甓甃之，而全部坍颓了吗？抑或李昊那篇记，简直像后世的宣传品样，根本就没有筑城这回事？然而又不然焉，羊马城即在张咏作记后三年，尚因戍卒叛变，造成宋初成都城内第二次内战，官军征讨叛卒王均时，在《宋史·雷有终传》上，还曾提到它，而且还凭之作过战哩。兹引《雷有终传》一小段以为佐证：
是月，（按：即宋真宗咸平三年二月。）有终收复汉州，进壁升仙桥……贼自升仙之败，撤桥塞门。官军进至清远江，为梁而渡。有终与石普屯于城北门之西，依壕为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马城，遂设雁翅敌棚，覆洞屋以进，逼罗城。九月，……贼自是销沮，筑月城以自固。……石普穴城为暗门，……遂入城。有终登楼下瞰：贼之余众，犹砦天长观前，于文翁坊密设炮架。……杨怀忠焚其砦天长观前，追至大安门，复败焉；是夕二鼓，王均与其党二万余南出万里桥门，突围而遁。……
在上面所节抄的这一短段《宋史》上，我们不但看见了羊马城，并还看出了子城、罗城、羊马城这三重城的北面形势。
第一，羊马城即在清远江之南，清远江者，即高骈筑罗城后，阻断原来与锦江并行的那道沱江，一如五代时杜光庭所说，乃“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南，与青城江合”的那条河。如果河流没有变更，那便是今日由油子河流下的北门大河。但以史实测之，确又不像，因为跨于清远江上者为清远桥。清远桥，即今迎恩楼外那道小桥。《通鉴》载唐僖宗光启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因听田令孜之言，遣人招王建，继又悔之。王建遂进攻成都。“敬瑄遣使让之，对曰：‘十军阿父召我来，（按：田令孜曾为神策十军观军容史、王建为其义子。）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按：顾公指梓州刺史顾彦朗），进退无归矣！’田令孜登楼慰谕之，建与诸将于清远桥上髡髪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作贼矣！’”此之所谓楼，当然是羊马城北门城楼。能在清远桥上拜而对语，足见羊马城的北门，恰在现在北门外迎恩楼处，而当时的清远江，自然还是一条大河流。今日北门大桥下那道大水，必然是后来改道引来的了。
第二，羊马城进来才是罗城。足见羊马城实成为罗城的外郭。而且因为罗城是甃有砖甓，相当坚固，所以直攻了个多月，还用了种种方法，才穴城而入。
第三，罗城里面已经繁盛了，即在北门内，就有建筑结实的天长观，叛军可以凭之而为防御工事，并且有文翁坊。文翁坊，一定是有名的一百二十坊之一。
第四，在罗城内的街市战一败之后，叛军退守大安门。大安门，即子城的北门，已见上章所引《蜀梼杌》。于此又足见子城实是包在罗城之内，至低限度，在北面为然。
第五，羊马城既被攻入，官军则进逼罗城，叛军则“逐月城以自固”。月城即后世所称的瓮城，亦即王徽《创筑罗城记》上所说的“拥门隙敌”之制，拥门隙敌言其意，月城言其形，瓮城一则形容其四面封闭如大瓮，一则恐即由拥门二字之一转耳。
总而言之，羊马城虽是版筑而成的土城，但越七十余年，在宋真宗时，到底还存在着。它的形势，大概由罗城之西南起始，绕着西方，更向西北隅出，再转向东南，循着清远江之南岸，绕过东北角，而再附着于东城。我何以如此推测呢？这很容易解答，因为罗城既筑以后，城的东面一段，和南面一段，业已紧紧靠着河岸，如果要在这两面之外，再加筑城圈，可能自然可能，但是这城圈若果不筑在河之彼岸，则必再效高骈办法，阻江塞流，另外再掘一道新的河流，此二者既在史实上无可征验，而歌功颂德如李昊所作的记上，也未提一字，足见孟知祥是没有想到要做这种较为艰苦繁重的工程。其次，西北一隅，在縻枣埝与浣花溪之间，一片平芜，虽有细流，而无丘陇，确实又是一个最好扩展的所在。再次，还有《雷有终传》可证，由西绕北向东的那带羊马城，的确又是沿着清远江岸在走。再加前后蜀主所管的宫苑林园、池馆、离宫，多是偏向正西一面，和西北隅在发展——例如今日的成都县署，即宣华苑中的飞鸾阁；例如宋朝孙应时《和刘师文饮城西见怀》诗，有句云：“益州西门外，胜事日幽瞩；……经行旧台苑，芜没长禾菽……”更可证明孟知祥那时之兴筑羊马城，即因罗城内业已繁荣拥挤，不足发展，而王氏的宣华苑更把西面及西北隅全占了去；而西南隅哩，还有一所极其广大的圣寿寺，（包括现在的将军衙门全部，及东胜街、西胜街、支矶石和金河以南一带地方，达于今日的君平街，达于今日的石牛寺，四川大学城内部，成公中学全部，和南较场，东边达于汪家拐，或更东迄于原来的江渎庙。详细见后文。）假设他那时就有野心，想当蜀国皇帝，想把宣华苑再加扩大而成为一所像样的宫苑的话，那他自然只好更朝西面和西北隅打主意。何况他修的羊马城，既已不是及肩短垣，而又未曾变到又一罗郭，照尺寸讲起来，一丈七尺高，比罗城低九尺，而基宽二丈二尺，顶宽一丈七尺，与其说是城，不如说它像个平台。无怪他儿子要用来种花了！我们假使将今日城园作为罗城，（以周遭的里数说，罗城仅只大得二里二分，也不算什么。）沿着西南城角，即是说从百花潭左近起，弯弯曲曲的画道圈子，西门这面，循着现在的环城马路，越过抚琴台，便老实朝北，斜斜抵到九里堤，再转而向东，从迎恩楼绕过，一直到独柏树那面，即是说在二台子之南，再斜斜南下，又绕过猛追湾，而附着在新东门的左近。算一算，也差不多足够四十二里罢？这即是一千〇二十二年前（按：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当公元后九二七年，迄至今一九四九年，算来如上数。）羊马城的故迹。
因为羊马城本不大像道城，既已栽了芙蓉，可见早就没有了覆城的白露舍。七十年后，又经过两次围城大战，（赵宋初，王全斌灭后蜀时，并未打过大仗，孟昶等不到兵临城下就投降了，所以他的爱妃花蕊夫人，才以诗答赵匡胤之问曰：“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所谓两次围城战，即太宗淳化五年，蜀民不堪战胜国的诛求苛酷，起而反抗，由王小波、李顺领头，攻占成都之后，又被宋兵消灭的一次，和真宗咸平三年，在成都的驻防兵因为待遇不平，忿而作乱，将指挥都虞侯王均拥为首领，上文所引《雷有终传》，就是雷有终等消灭王均的一次。）想来那一道土墙，纵不完全坍塌，恐也逐段逐段的开为缺口，变为平地，或竟变为一道土坡，而不成其为城。因此之故，我们在宋人的诗文上便再发现不到这道城，仍只看见高骈所筑的那道罗城，不过不叫罗城，而叫作少城。（初唐、盛唐称为少城的如已引过的岑参的诗句，以及杜甫诗“东望少城花满烟”，皆指隋朝蜀王杨秀所筑的新城。这城，在唐懿宗时业已不存，已见前文。故唐宋诗文中虽然皆有少城这名词，其实并非那一个城也。）原有之旧城，仍称子城。但子城后来似乎又有变迁，凡在东南这两面的罗城，都已并入罗城，即是说在一道大城圈中包了两个半边城，子城处于东南，少城处于西北，而当中还有两城，一是宫城，一是夹城；《蜀梼杌》上所谓的城中隔，恐即夹城的前身。关于宫城等，以后详于说皇城各章。下面且引宋人几首诗，以见我说的东南为子城，西北为少城之不诬。
宋祁《北楼》：“少城西隅之高楼，此地苍茫天意秋……”
冯时行《信相院水亭》：“……少城城隈佛宫阙，客哦水月僧饶舌。……”（按：信相院即今文殊院。）
范成大《三月二日北门上马》：“新街如拭过鸣驺，芍药酴醾竞满头，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
陆游《登城》：“我登少城门，四顾天地接，大风正北起，怒号撼危堞。……”
又，《晚登子城》：“江头作雪雪未成，北风吹云如有营，驱车出门何所诣，一放吾目登高城；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
又，《登子城新楼遍至西园池亭》（原注云：在城南，即宣华苑故址。）“狂夫无计奈狂何，何况登临逸兴多！千叠雪山连滴博，一支春水入摩诃。……”
又，《谒告归卧晚登子城》：“此身真是抱官囚，厌见长空赤日流；……菱角藕丝还恨少，强拥玉薤醉高楼。……”
又，《成都书事》：“大城少城柳已青，东台西台雪正晴，莺花又作新年梦，丝竹常闻静夜声；废苑烟芜迎马动，清江春涨拍堤平；樽中酒满身强健，未恨飘零过此生！”
八、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地上一切全变成了无
考之历史，成都城在宋朝，仅仅修葺过两次，并且都在北宋时候。宋末元初，元兵曾几次侵扰四川，两度占有成都，杀人之多，好像比巴西氐人李氏时代还厉害。据旧《成都县志》载：明朝人赵防作的《程氏传》，引元朝人贺清权的《成都录》说：“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三卯录》说：“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于是赵防慨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成都录》《三卯录》所记果实，真可谓惨绝人寰，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焉能比拟！《杨升庵遗集》亦有曰：“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杀人已如此，其于城市之破坏不顾，当然不在话下。何况终元之世九十几年中，四川省治在成都时少，在重庆时多，省治不在，则于修治城市，当然更不注意。因此，我们方明白明太祖洪武四年，傅友德平蜀之后，何以接着就令李文忠到成都来拊循遗民，建筑成都新城。这城大约是草率筑成，并不怎么结实，所以在二十二年，又命蓝玉到成都督修城池，因无详细记载，实不知道明初筑的成都城，到底有好大，而且是个什么形势。我们但知道终明之世，成都城曾大大修治过一次，并用砖石砌过。不过一定砌得不周到，北城那方，就没有砌砖石，以致后来张献忠攻打成都，便从这里下手，而将城墙轰垮了的。
大概明朝所建的成都城，其城墙圈子所在，当然不会超越罗城城基，或许还要小些。一则，成都人民经元兵屠杀之余，当然人口大减；二则，前后蜀宫苑废址腾出的很多，以蜀王藩府所占地比起来，不过其中之一角，其余空地，即在南宋时候已开为稻田菜圃，有江村景致，何况再经若干年惨毒的兵燹！地旷人稀，则所筑新城，当然不能甚大。现在我们要谈到它更大一次的变化，即张献忠的屠城史了。
张献忠于明末思宗崇祯十七年阴历八月初九日攻入成都，也即是清初顺治元年的阴历八月九日，当公元后一六四四年，迄至今一九四九年阴历八月，算起来实为三百零五年。三百多年，不算很短的时间，然而四川人至今谈起张献忠，好像还是昨天的样子，而且并没有什么演义小说为之渲染，只凭极少一些记载，而居然能够使他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像新生一样的遗留到今，单凭这一点，也就可以想见其屠杀破坏的成绩。
关于张献忠的平生，和他与李自成，与摇天动、黄龙等十三家，如何起事作乱，如何流窜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四川，以及他死了之后，余毒流播于西康、贵州、云南、湖南、广西等省的经过和事迹，太复杂了，当然不能去说；即张献忠一股，两次杀到成都城下，以及他从川北杀到川南，从川东杀到川西，仅这一点，牵连也太广泛，不单属于成都方面，也不能说。不但此也，就是他在成都的行为，凡是和成都城市无直接关系的，还是不能牵涉，因为可说者太多，不说倒好，一说起来便不免挂一漏万。设若大家有意思要想多知道一点张献忠乱川的故事，而又不打算零零碎碎在正史去找的话，我这里且介绍几部在今日成都尚能买得到的书，以供浏览罢！一、费密著的《荒书》；二、沈荀蔚著的《蜀难叙略》；三、欧阳直著的《遗书》三种。此三部书的作者，都是明末清初的人，并且都是亲身经历战端，所记大都是直接见闻，极可珍贵。其次为：四、李馥荣著的《滟滪囊》尤详于摇黄十三家，系康熙末年成书；五、孙瘦石著的《蜀破镜》；六、彭遵泗著的《蜀碧》，皆嘉庆年间成书，材料虽然间接一点，但采纳遗闻尚多，而又特详于川西。还有：七、刘景伯著的《蜀龟鉴》，系道光年成书，出世最晚，而是采辑各书，照《春秋左传》例，纂成的一部张献忠乱川编年史。此外零零碎碎，记载张献忠逸闻的东西尚多，但都不成片段，只须看了上列七部，也满够明了张献忠在四川的一切。
我这里虽然不能多用笔墨来写张献忠的平生，但是他的简单履历总得给他开一个。
张献忠，陕西肤施县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生，当公元后的一六〇五年。出身富农，本身在县衙门当过壮勇，升到什长。二十三岁，即明思宗崇祯元年，当公元后一六二八年，就因犯事革职，而逃去与陕北的高迎祥、李自成，打起“反”字旗号。不过五年，便有了名，号称黄虎，自称八大王，慢慢就打出陕西，到了湖北，自己就成功了一个独立的队伍。从此与李自成时分时合。但结果还是胜不相谋，败不相救，各自打各自主意，而成为死对头。这中间，张献忠也曾惨败过几次，投降过一次，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由山西向河北进攻时，张献忠又第三次从湖北西进，杀入四川的巫溪、大宁、平山等地，正月攻陷夔府，六月二十日攻陷重庆，八月初九日，便攻进了成都。
根据《明·通鉴》及各种记载说，当张献忠尚未陷夔府以前，四川情形已经不大好，当时成都县知县吴继善（明末清初有名诗人吴梅村的哥哥）、华阳县知县沈云祚（他的儿子就是著《蜀难叙略》的沈荀蔚）都曾上书或托是时蜀王的兄弟劝蜀王朱至澍，把宫中所储积的钱财拿出来，募兵打仗。但朱至澍一直不肯，托言是祖宗成法，藩王不能干预军政。及至张献忠由重庆西上，一路势如破竹时，朱至澍才拿出钱来，捐作军费，但已来不及了。成都一般有地位有钱的绅士，和闲职官员、蜀王宗人等，早已自行疏散，官眷军眷们也先已送到安全地带。沈荀蔚那时才七岁，也是这样在七月十四日，就同着老太太跑往邛崃县去的。蜀王朱至澍也打算偕同家室兄弟疏散到云南，却为那时的巡按刘之渤阻止，同时守城兵也哗闹起来，大概是：要死得大家死罢！而后朱至澍才留下了。这时，新任巡抚龙文光和总兵刘佳允恰带了三千兵马，由北道到来，大家才赶紧来作防守准备。及至八月初五日，张献忠已到成都城外，扎下了二十几个大营，守城兵已经与之接触了两次，方才发现城壕是干涸的。龙文光才赶快命令郫县知县赵家炜到都江埝去放水，水尚未来，献忠兵已攻到城下。知道东北隅八角楼处的城墙是泥土筑成，没有砌砖石，于是便一面攻城，一面就在这地方挖了一个大洞，装满火药，引线牵到两里以外，上面盖着泥土；一面又用几丈长一段大木头，假装成一尊大炮，来恐吓城上的守兵。到八月初八日，献忠兵忽然退了两三里。守城的人们很是高兴，以为也同前几年，张献忠由泸县回师川北时，围攻成都一样，只几天便各自退走了，认为这次或者也可幸免。但是到八月初九日黎明，献忠兵点燃引线，霎时间，据说：“炮声如暴雷，木石烟雾，迷漫数里，城崩数十丈，守陴者皆走”，张献忠挥兵入城。其结果：第一次屠城三天，说是还不怎么凶；朱至澍夫妇先吞了冰片，而后再投井；文武各官有当时就杀了的，有自行解决的，有拘留相当时间，誓不投降而后死了的，也有一部分武官乘机逃脱，再打游击，毕竟把张献忠打跑了的，都与我的题目无关，不必讲它。
这里，只说张敬轩（即张献忠的雅号，但后来一直没有人用过。）既入成都，因为明思宗已死，听说李自成已在北京作了皇帝，他不服气，于是在十月十六日，也在成都登了宝位，改国号为大西国，改年号为大顺年，改蜀王藩府为皇宫，宫城为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书，四个干儿子，都挂了将军印；几月之后，还开了一次会考，一次科考。但是到底没有政治头脑，虽然打了十几年的仗，却始终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以为能够随便杀人，便可使人生畏，便可镇压反抗，便可稳固既得地位；尤其将金银尽量收集到他一个人的手上，就是他认为独得之秘的经济政策。这样，只好打败仗了。几次打败下来，地盘小到只有川西一隅，于是动摇了，自言流年不利，又打算跑到武当山去做道士，又打算逃往湖广一带去做生意；一言蔽之，不当皇帝了，只想下野。到顺治三年六月，即是说攻陷成都的一年又九个月，称孤道寡的一年又七个多月，他便决意放弃成都，决意只带领五百名同时起事的老乡，打回陕西去做一个短期休息；于是便宣言必须把川西人杀完，把东西烧光，不留一鸡一犬，一草一木，给后来的人。果然言出法随，立刻兑现，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自己的湖北兵，再次杀自己的四川兵。七月，下令隳城，凡他势力所及的城墙，全要拆光，搜山烧屋，不留一木一椽；成都的民房，早就当柴拆烧了。八月，烧蜀王藩府，一直把成都搞个精光，方率领残余兵丁数十万，一路屠杀到西充扎营。听说北道不通，满洲兵与吴三桂已到汉中，他又打算折往重庆，由水路出川。正当他犹疑未决之时，他的叛将统领川兵的刘进忠，已引导着满洲肃王豪格的少数轻骑，袭击前来，于是只一箭，就被射死。关于他的死，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随后有机会说到时，再为补充，这里得先说的，乃是他与成都城门的关系。
张献忠和成都城市最有关系的事件如下：
命令“省城内外通衢房屋，皆自前檐截去七八尺；两旁取土覆道上，以利驰驱。”（《沈荀蔚《蜀难叙略》）
二、“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同上）
三、“宫中患鼠，忽令兵各杀一鼠，旦交辕，无，代以首。是夜，毁屋灭鼠，门外成京观焉。”（张邦伸《锦里新编》）
四、“献忠入蜀王府，见端礼门楼（按：端礼门即现在业已半毁的旧皇城门。）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云，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祀于楼。献忠遂效之，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于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按：即在今贡院街迄三桥一带。）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欧阳直遗书书之一《蜀乱》）”
（按：明史，蓝云系洪武二十六年被族诛，虽无剥皮之文，但《海瑞传》上，却有请后太祖剥皮囊草之语，足见朱元璋实曾剥过人皮，又曾见某笔记——今已忘其名，并作者之名——说：昔满城之奎星楼街，原有小楼一座，其上曾藏有张献忠所剥人皮一张，乾隆某年，为驻防副都统所见，恶之，乃烧灭其迹云云。）
五、“丙戌（按：即顺治三年，即张献忠退出成都，被杀死的那年，当公元后一六四六年，张献忠出生之四十一岁。）二月，献忠自蜀王府移出城东门中园居焉。……张兵樵采者，尽于城中毁屋为薪”。（费密《荒书》）
六、“焚蜀王宫室，并未尽之物，凡石柱庭栏皆毁。大不能毁，则聚火烧裂之。”（同上）
“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沈荀蔚《蜀难叙略》）
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但是也有剩余的：一、蜀王宫墙和端礼门的三个门洞，以及门洞外面上半截砌的龙纹凤篆的琉璃砖；二、横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栏桥，和凭中一桥南堍的两只大石狮；三、一座长十多丈，高一丈四五尺，厚四尺以上的蜀王宫的红色照壁；四、北门一道红石牌坊，南门一道红石牌坊；五、大城的瓮城和门楼，以及没有完全隳尽的城墙。除此之外，未曾毁到的，恐怕只是造在地面之下的古井，和有名的摩诃池与西苑荷池，以及几只为人所不重视的石犀和一头石马了。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城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从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
一九四九年五—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