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的脸
最近世的中国人所干出的事，已经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发笑的了，比如袁世凯，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为什么要干着那瞒不着人的选举？又比如张宗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讲起礼义廉耻，中国之罗盘来？
再加上我们四川一般“蛾子”般暴发军人的举动，三十年后的青年，有时看到这页历史，真不知如何的难过！
我不管，我还要再说一个小故事：这就是嘉定大佛的脸。
嘉定的大佛是就山岩凿成的，正当导江、沫江与岷江相会之处。据书上说是唐开元中海通和尚凿的，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虽然以现用的裁尺去量，或许要小些，然而到底是一件大工程。书上又说：为楼十三层以覆之，名曰天宁阁，明末兵燹后被焚毁，由是这尊石佛便露坐了快三百年。
我十岁时曾由它足下走过一次，是下水；十六岁时又走过一次，是上水。那时看得最有趣的，就是大佛的脸。广二丈的目是很明显的，目上层生了一列野草，俨然就是长眉，两颐甚红，船老板说是还愿的人用土红涂刷成的，究不知道是不是，总而言之，天然的痕迹多，看起来总觉有趣。
不幸，前年十月重到嘉定，再见石佛，令我大骇一跳，石佛的头已没见了，不是没见，是在它的本来石脸之外，被人给它加了一个面套，它的本来面目，也如当今好多世俗人一样，藏了起来了。
据说这个面套，又是什么陈师长的功德，花了好几千块钱，费了很大的事，才把若干的石条用石灰给它敷上，外面又通用调了红色的石灰抹了一层，鼻子自然没有，而眼睛眉毛与口，也只好劳烦匠人先生的大笔。
我不但为之大骇，而且还为之思索了许久许久，一直想不出做这面套的用意，若谓之功德，实在亵渎了菩萨，若谓之美观，实在是恶化了风景。
而且，在前年，因杨森的炮火，曾把大佛面套的左眼打了一个窟窿，我以为从此可以被风雨把这讨厌的面套给它撕去了罢？不想今年正月再去看时，这窟窿却又补修好了，不知是什么善人的力量，据说也花了好些钱……
依我的鄙见，大家既肯花钱花来干这种不急之务，倒不如把再上去的东坡读书楼培修培修，此地风景既佳，也算名贤遗迹，一任军队残破之后，再也无人过问，更过几年，也是万景楼的后尘了。
然而，大家宁可去造大佛的丑面套，他们的趣味如此，怎么说理！
题壁
自从秦始皇在泰山勒石之后，凡中国到处的庙宇、客店的墙壁就遭了殃了。
诗曰：许久不见诗人面，不觉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
又曰：如此放大屁，因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抵住了。
不管是人屁是狗屁，到底还是诗。如今世风日下，我于由成都到嘉定的路上，一落客店，必先举烛以照墙壁，除了“张二、王三某日宿此”，或“东房的婆娘是……”外，惟有几首“身在路上心在家”一类的旧作，要找一二篇可以解颐的屁，实在不如在东大路客店中的方便。
在嘉定时，我以为此地既有山水之胜，题壁的东西必多，所以游凌云、游乌尤时，最注意的就是白粉壁墙。
粉墙上固然不干净，只是太退化，太令人失望：大抵都是土红白墨涂着“×占魁到此一游”；惟残破的东坡楼的楼梯边，或石碑上，倒还题了几首屁诗，可惜还不曾记下，而现在最记得的，只有一首，一字不改，照样的写在下面：
保国洋人威远军，不未（为）己事不未明（为名）。单（丹）心保国刀兵洞（动），保定江山得太平。
虽未署名，但细玩诗意，一定是个爱国军人，感慨时事的即兴之作，虽是别字连篇，可也不亚于吴佩孚的大作。
于此，吾又有慨焉，便是现在的文风衰颓，虽曾经礼部尚书章士钊极力提倡复古作文，然而“猫儿报”的首篇，总往往是段祺瑞的内感冒外感冒，足见武人不但能乱国，而且还是文章魁首，即以嘉定名胜处的题壁而论，好几首可传之作，也大都出于武人之手。这大概是气运如此，即题壁之风不盛，我想也绝不由于玉皇阁之一篇告示。玉皇阁建于龙泓寺半山上，贴了一篇告示，亦复“可爱”，照录于后：
玉皇神像庙宇，现以（已）培修光华，凡各界诸公有游览者，必须保护，方为获福也。后有无知者再来毁坏门壁，乱写乱涂等弊，被人拿获交与住持、善士，却（绝）不姑宽！
名实两致的钱钞
予生也晚，尚未赶上用咸丰、同治大当十钱的盛世。直到辛亥以后，才尝了一点军用票折合的滋味。
军用票的罪恶太大，当它盛行时，凡人所喜欢的硬洋钱大都被它赶出市面，赶到粮户们的地窖里去藏着；虽以胡都督之淫威，终不能把它的身份抬来与硬洋钱一样，从此以后，大家才一听见政府有发行纸币的消息，遂想起了军用票的故事……
弄得好几个人都因打算发钞票，失了民间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吃了“倒下”的大亏。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于是后来作恶的人便新翻花样，晓得你们不爱纸，而爱硬货，因就从硬货上作弊：货还是硬的，不过货面的价值越大，货的本身却越薄越小，越是不堪赏鉴。
况乎，作弊是公许的，今非昔比，坐轿的人照例是抬轿的弱，既然你可以无法无天的作弊，我又有何不可！况且，我的力量比你大，于是造币厂、铜元局就乡村化了起来。
不过，民间也自然有一种调剂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行市。你们的手足做得快，我们的方法也来得密，因此，一块洋钱在十六年前换一千文的，就被涨到八千以上！表面上是涨，骨子里却还跌了价。其故，就在货币的真价值上，十六年前的一千文，实实在在有一千杖小铜钱的价值，于今的八千几，实在只当了八百多枚的小铜钱，加以物产价值的增高，愈使货币的价值低落，作恶的人所得几何？徒然把平衡的生活程度弄参差了。
现在，各地有各地的币制，比如成都，大抵以鹅眼钱两枚作现市币价十枚，大青铜钱一枚又抵鹅眼钱两枚。至于嘉定比较更为复杂，除上述通行的两种制度外，还有把原有当五十的青铜元，作为当七十，把原有当二十的青铜元作为当三十。但这两种铜元是限于青铜而系双旗花纹比较粗劣的，若夫像以前紫铜而系龙纹的当十当二十两种铜元，价值又不相同。总之，民间的折合都有一种不成文法的公约，且都合于经济学的原理，有心人都应该随时记载下来，备作将来的史料的。
说到史料，我又想起了，像这样的拆合法，也是“古已有之”的。似乎是六朝时的梁武帝罢，曾重铸一种五铢钱，当时很通行，后来罢去铜钱，改铸铁钱，于是情形一变。也如现在四川的光景一样：造币厂、铜元局都乡村化了，不过那时名之私铸。私铸一多，那折合的办法就应运而生，在初，一百枚铁钱值铜钱七十枚，其后跌到值铜钱三十五枚。
我想，再照现在的办法干下去，一定可以弄到一枚大青铜钱值现行币五十文或一百文的。那吗，青羊宫席棚下的一碗茶，势非卖到二千文不可，而随手买花生十枚，也得要费去二三百文，欷欤盛哉，斯真可谓说大话用小钱矣！
（原载1927年3月《新川报副刊》二二三至二二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