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报》时代起，一直到“五四”运动这年，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王光祈先生正担任着报馆的北京通信记者。王先生是民国三年和我在泸县分手，到北京读书，已在一个法政学堂毕了业，做着一件小事，“五四”运动时，他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因此，于这运动，他不但亲身参加了，并且还彻头彻尾弄清楚了这运动的全貌。
“五四”那天，他从赵家楼一出来，先就拍了一通新闻电到成都。那时没有无线电，而新闻电照例比官电比商电慢，电费也比官电贵，比商电便宜不到好多，所以重要而又简单的消息，在《川报》上用大字登出时，已经是五（月）七（日）了。当时在成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还不大，只有我们当编辑的不同，因为我们五年以来已被种种磨难训练得像猎狗一样：有一只闻风辨味的鼻子，有一双见于无形的眼睛，有一对听于无声的耳朵，而一个脑子也敏锐得有如能够响应蜀山西崩的洛阳铜钟，同时，又因为我们对于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们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情形，早已知道了一个轮廓，这是我的另一中学同学周太玄先生所办的巴黎通信社供给我们的资料。
到五月十六日，王光祈在“五四”夜里所写的长篇通信到了，我们赶快把重要句子勾出，用三、五号字发表了，并在他写的通信前后做了很多含有刺激性的标题，和一长篇按语，把这运动渲染得更为有声有色。这一来，王光祈的关于“五四”运动的通信，在成都许多人——尤其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脑子中，真无异投下了一颗大的爆炸弹！
自此，成都方面接接连连的许多运动，我可以不再追叙，我这里只说三件与王光祈先生有关的。
一是工读互助社——王光祈凭他本身经验，同几个朋友在北京发起了这个组织，提倡知识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合一。
成都方面在好几个学校中也响应了，把知识分子蔑视劳动的积习纠正了不少。
二是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感于离群独学的毛病，在北京同着几个朋友发起了这个组织，成都方面首先就成立分会，推动工作。
三是发行精简有力的周刊——王光祈虽然不是北京《每周评论》的主撰人，但也是参加了发起人的，在头几期里写过两篇文章，并且因他有力的宣传和鼓动，成都方面于是也出了一个周刊，叫《星期日》。
那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其余二个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与成都恰像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当然很多，自不能完全归功到某一二人，不过因为某一二人的努力，而发生了引头作用，因而蔚然成为一般风气，这倒是不可没灭的。我于三十一年后的“五四”，而追忆到王光祈先生，也根据的这理由。令人不胜惋惜的，王光祈先生已于一九三六年，即“五四”运动后的十七年，因了用脑过度，在德国波恩大学科书馆中，患脑充血而死。他从一九一三年便孑然一身，什么亲人也没有，现在只剩下一堆骨灰掉在沙河堡菱角埝周太玄先生私有的坟地上，被洼地灌溉的水渠、被前航委会剩下的一堆烂草房，糟蹋得无法整顿，就特别提出它来说一说，大概也无妨的罢？何况王光祈先生的行为精神，在我看来，确乎可以作为新青年的模范哩！
王光祈先生是温江县人，如其尚在，今年应该满五十八岁。小于我不足一岁。
（原载1950年5月4日《川西日报·五四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