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后，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间曾想取回自印，却因为出版社拥有“永久出版”的合约而作罢。

朋友都很讶异：“你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留学美国，又两岸三地走透透，怎么会轻易把版权‘永久’出让呢？”

说来惭愧，其时人在温哥华，睽违台湾十多年了。以为家乡长年戒严，管制新闻和出版，出版合约必为既定模式，不可更动。仅有的顾虑是，以后出版选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电话中与出版社老板提起，他表示没问题，打声招呼即可。

过两个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选集，我便选用了《尹县长》中的两篇。该出版社寄出合约时，先在电话中表示“合约内容可以按作者意愿修改，双方同意就行。”我这才知道，台湾的出版业相当活泼开放，并无固定契约。

其实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长年不出版，又不让作者拿回版权，让人感到判了无期徒刑似的。这十年来，有些出版社编辑作家作品选，要求从《尹县长》集中选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转载费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备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传来老板遭逢变故的消息。听说出版社的继承人较好商量，我便亲自交涉，终以十二万元代价赎回了版权。蒙九歌出版社选为“典藏小说”丛书之一，得以校订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话下了。

台湾的民主日渐成熟，海峡两岸的交流越发密切，约定俗成的用语渐渐融会贯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号，相信读起来会通顺些。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二○○五年三月于台北